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这一百年》(新选书)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个问题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再来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氛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日本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员和资方面的大牺牲。战后，日本国以及日本人清偿了这一切吗？(尽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牺牲的侵略战争是无法彻底清偿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向未来，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却现了以首都东京都的那位知事为首的一批新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仅想要忘掉侵略中国的责任，甚至还针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一些攻击和歧视的语言和举动。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

问专用语言相对照，从而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崭新的日本语。与现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国家主义思想心由国学者本居宣长了前期准备，这位本居宣长就曾认真学习过刚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有代表的中国思想专家荻生徂徕。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讥讽。假如芥川遇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谈，或许就会痛切受到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儿话题。面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制，还包括思想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力中驱逐去的新宪法之下，却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版便是其中一例。

前不久，法国哲学家罗兰·特提了“绝对零度写作”理论，研究了将文本从政治、社会、历史的文理和内容中剥离来，单纯地用语言本来书写文本。然而，为一个日本小说家，我却无法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作为“绝对零度写作”来加以探讨。

在这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评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觉到“绝对零度写作”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与能力可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的天皇把女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版。”

也就是说，我只能将现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与始于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得以实现时的日本思想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时，就中国的思想传统为日本带来的大影响行思考。当然，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芥川于1921年曾前来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谈。这个坏习惯至今仍残存着，最近还在一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行的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的意义。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说家没有中国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芥川在信开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开始了现代化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接着，在国内通过彻底推行国家主义思，对外则挟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威，巩固了国民国家的基础。对此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被开除教职，社会活动家幸德秋则被以死刑。然后，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国在内的超国家主义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九四五年毁灭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小说家中野重治以外，从夏目漱石到芥川龙之介，再到昭和时代前半期的小说家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内村鉴三、幸德秋那样对国民国家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上，芥川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审查制度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日本知识分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行批评，这其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趣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