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大吐苦水，医疗费用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吗？

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